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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东亚国家中，钱币不仅是一般性的经济产物，更作为政府的经济权柄，被赋予政权标志的重要象征意义。在东亚大陆及其周围附属岛屿的范围内，中国历来是这一地区绝对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钱币最早诞生的地方，钱币这一先进事物在长时间段内从这一中心对周围区域产生持续性影响。朝鲜、越南、日本、琉球，乃至东南亚的部分国家，都是在借鉴中国的基础上，逐步习惯了钱币的使用，并开始铸造本土化的钱币。目前，学界对中国与周边国家钱币互动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但其研究趋势更趋向于具体的个案研究，或针对中-日、中-朝、中-越或中国与南洋诸国间的钱币交流交往，或针对某一时代东亚区域内的钱币交流与影响；也有学者对中国钱币与东亚各国钱币之间的互动进行了脉络梳理。但倘若将这一区域作为一个整体，将时间段拉得更长，从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和东亚各国之间的钱币交流，并总结其发展特点，便可以发现这一区域内“中心-周边”钱币交流的互动规律。这一互动具有长期性，贯穿古今；具有层次性，由近及远；又具有波动循环性，体现在中心与周边的多轮次、多阶段的互动。在这一区域内，中心会不断对周边地区产生影响，周边地区也会不断对中心进行借鉴，在多轮影响与借鉴的间隙，周边地区往往能够体现本土的变化、产生本土的风格，但随着新一轮影响与借鉴潮流的到来，本土化中又融入更多的来自中心的借鉴因素，如此在多轮次循环中形成持续的发展变化。本文拟就东亚区域内“中心-周边”多轮次循环式的互动进行研究。当然，需要格外强调的是，因为地理分区与现实情况的不同，本文所言的“东亚”不仅是地理上的东亚，而更多是“文化上的东亚”，是受中国文化深刻影响的亚洲东部国家和地区，也包含东南亚的部分国家。

　　自公元前7世纪以来，世界上各大古老的文明圈中都孕育出了较为成熟的本土钱币体系。在地中海世界，小亚细亚的吕底亚在公元前7世纪诞生了目前所知地中海世界最早的钱币，在之后的若干年中，钱币这一新生事物在地中海世界流行起来，既有流行于希腊、小亚细亚的打制银币，又有流行于意大利中部的铸造铜币。在印度，公元前6世纪前后的摩揭陀、阿槃提、犍陀罗等地诞生了在不规则裁剪银片上进行打戳的打戳银币。在中国，与吕底亚几乎相同的时代，在三晋地区诞生了空首布，各诸侯国也逐渐发展出刀币、布币、圜钱、鼻蚁币等不同的钱币体系。整体来看，钱币这一事物诞生于当地经济和商业的发展潮流之中，在出现之后，又成为推动商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迅速为同一经济、文化区域内的其他城市、邦国所接受，从而在材料选用、制作工艺、发行主体、应用场合等各个方面形成区域化的共性。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交流的不断深入，以及军事征服、政治统一等进程，区域之内的差别逐渐消弭，钱币从中心到周边逐渐扩散。在世界各大区域内，钱币的发展进程都体现出了这一趋势，中国也不例外。

　　在中国，钱币首先诞生于三晋地区，逐渐被周边的齐国、燕国、秦国、楚国等诸侯国所接受，并结合当地情况形成了具有小区域特征的区域性钱币体系。在齐国和燕国，以及三晋的东部地区主要流行刀币，在三晋大部分地区主要流行布币，在秦国和三晋的部分地区主要流行圜钱，在南方的楚国则流行蚁鼻钱，并有黄金的使用。以上的区域，是中国乃至东亚地区最早使用钱币的区域。战国时期，诸侯国除了互相征伐外，还积极向周边扩张：赵国向北扩张，设置了雁门、代、云中等郡，取得了山西、河北北部，内蒙古南部部分地区；燕国向东扩张，控制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的部分领土；楚国向东发展，占领了吴、越故地；秦国向西、向南扩张，伐西戎，取巴蜀，设陇西、北地、蜀、巴等郡，扩展了四川盆地、甘肃东南部的区域。随着诸侯国的扩张，钱币的使用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在今天四川地区的青川县、芦山县、蒲江县等地能够发现先秦时期秦国式的半两钱，在三峡地区则发现楚式的蚁鼻钱，在浙江北部越国故地则发现楚国的蚁鼻钱和“桡布当釿”布币，内蒙古南部乌兰察布、呼和浩特、赤峰则发现战国刀币和布币，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北部也出土燕国刀币。这些都是战国时期中原国家钱币流通范围迅速扩张的重要见证。秦国统一六国之后，统一货币，并在领土上继续向周边扩展，向北抗击匈奴，向南控制岭南和交趾北部地区，中国式的钱币也流通到这些区域。到汉武帝时期，北击匈奴，凿空西域，广开西南夷，击破瓯越、南越，管辖朝鲜半岛北部，国家疆域空前扩大。汉帝国所发行的官方钱币也在新拓疆土上畅通无阻。在巴蜀通往南中的灵关道、云南、青海、岭南、新疆、朝鲜半岛北部和越南北部都有汉代钱币的发现。

　　在这一时期，亚洲东部的其他区域大多还处于社会发展较为初级的阶段，商业交流尚处于以物易物或者使用贵重金属、玉石、贝壳等进行交易的阶段。就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期，在中国直接统治的区域之外，无论是北方的蒙古高原腹地，还是朝鲜半岛南部、日本、琉球，抑或越南南部、马来半岛等地，皆未有钱币的发现。不可否认，在钱币使用方面，中国无疑是整个东亚区域的中心。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家对钱币的使用，基本是在借鉴中国钱币的基础上出现的。

　　在除中国之外的东亚国家中，最早接受钱币使用的是部分区域曾直接接受中国管辖的国家，譬如朝鲜和越南。朝鲜地区接受钱币使用的时间非常早，早在先秦时期，朝鲜北部的部分区域就在燕国的管理之下，该地区发现大量的燕国明刀，有的窖藏甚至同时出土上千枚。在位置更南的平壤井白洞3号古墓中，也曾经伴随10枚五铢钱，出土了2枚明刀钱。除此之外，朝鲜还有汉代铸钱遗迹的发现，除了常见的五铢钱钱范外，还有半两钱钱范的发现。这是非常重要的实物证据，证明早在汉武帝于全国推行五铢钱之前的半两钱时代，朝鲜半岛北部就已经开始铸造中原式的钱币了。朝鲜半岛真正铸造本土化钱币是在高丽时期，高丽成宗十五年（996），朝鲜铸造本土化的“乾元重宝”背“东国”钱（图1），有铜钱和铁钱两种材质。其后，到高丽肃宗二年（1097）始设铸钱官，陆续铸造“东国重宝”“东国通宝”“海东通宝”“海东元宝”“海东重宝”“三韩通宝”“三韩重宝”等本土钱币，且形成规模化。

　　越南方面，越南北部地区纳入中国版图的时代也很早。在秦朝时，征讨岭南的军队就曾到达过越南北部，且设置桂林郡、象郡等行政机构予以管辖。南越国时期，南越王赵佗进一步加强对越南北部的统治，设交趾、九真二郡。汉武帝灭南越之后，设交趾郡、九真郡、日南郡。中原王朝对越南北部的直接统治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就目前的考古材料来看，尚未发现越南北部先秦时期使用钱币的证据，这一区域最早大量出现的钱币是汉代的五铢钱。从汉代到宋代，越南北部地区的钱币流通基本是以外来输入为主，且基本与中国流通的钱币种类相同。就目前的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来看，这一时间段内越南地区很可能并未在本地铸钱。越南第一次铸造钱币是在10世纪，宋太祖开宝元年（968），丁部领统一越南北部，并且在开宝三年（970）立年号为“太平”，仿照中国钱币样式铸造“太平兴宝”（图2），自此开启了越南铸造本土钱币的历史。

　　日本在3世纪中期左右就已经引进了中国钱币，但当时日本的商品经济尚未发达，所引进的钱币很可能仅在小范围内使用，也可能被用作饰品或者纪念品。直到7世纪中后期之前，日本仍然盛行实物货币，甚至是以物易物。到7世纪中后期，日本逐渐形成统一国家，并积极学习唐制。在唐钱的流通和影响之下，日本本土也开始铸造钱币，首先是生产了无文的银钱，又在8世纪初铸造了第一种本土的铜钱－富本钱。自此之后，先后铸造了“和同开珎”（图3）“万年通宝”等所谓的“皇朝十二钱”，拉开了日本列岛铸造本土钱币的序幕。

　　在南洋各国中，中国钱币的输入时间各有差别，但整体来看，中国钱币的大量流入基本在唐代之后，且主要集中在两宋时期。引入和使用中国钱币的区域遍布东南亚各国，尤其以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一带最为盛行。在13世纪的爪哇岛，中国钱币逐渐代替当地钱币，成为部分港口和华人聚居区的主要流通货币，并随着华人商会势力的扩张，逐渐成为当地大部分地区的流通货币。明代中期以后，随着明代的钱荒窘境与海禁政策，中国铜钱的输入量锐减，当地大量以铅锡合金仿制中国式制钱，形成独具特色的本地钱币系统。在马六甲地区，1405年马六甲国王拜里米苏拉（Parameswara）与中国建立的商业联系，大量中国商人前来定居，并进口大量中国钱币在当地使用。到15世纪中叶，当地同样面临严峻的钱荒，也开始仿造中国式的钱币。

　　在朝鲜半岛，上文中已经提到，中国钱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输入到半岛的北部。在两汉时期，因为汉帝国的直接统治，中国钱币的输入达到了一个高潮。当地不仅有来自中国本部的钱币，还在自行铸造中国式的钱币。东汉末年，汉帝国内部纷争割据加剧，各割据势力在边境地区都有收缩，又在西晋时期经历五胡乱华的重大变故，中央政权对东北边疆的控制能力持续减弱。朝鲜北部的乐浪郡和带方郡于公元4世纪初先后被高句丽所夺取。与此同时，中原地区进入了长达200多年的分裂混乱时期。在此历史背景之下，朝鲜半岛上的经济模式陷入了巨大的倒退，这一时期虽不乏少量中原钱币的输入，但当地的经济模式仍然无可避免地衰落到以谷物、布匹等实物交易，甚至以物易物的模式之中。到唐代，中国钱币又开始流入朝鲜半岛，这是自西晋丧失对朝鲜半岛统治权之后，中国钱币再次相对成规模的输入。这一输入进程，经历了五代时期较短时间的没落之后，到两宋时期到达了巅峰。有学者对韩国1975-1985年10年间出土钱币量较大的考古发掘遗址中出土的钱币进行了统计，总计出土中国钱币约有28吨左右，总计有64大类298个品种，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大部分都是两宋钱币。两宋之后，流入朝鲜半岛的中国钱币的数量大幅缩减，尤其是在铜钱铸造量较少的明代，更没有大规模钱币流入的情况。到了清代，中国钱币流入的趋势又有所增加，根据朝鲜史料的记载，朝鲜李朝孝宗元年（1650），领中枢府事金堉作为陈慰进香正使来到了中国，一次性购买了大量的中国铜钱，在朝鲜西北地区流通，从这一史料记载中可见一斑。除此之外，有清一代，朝鲜政府曾几次派遣使者到北京，希望能够在朝鲜境内流通清钱，虽均被中央朝廷驳回，但民间的钱币走私却屡禁不止。到19世纪60-70年代兴宣大院君执政的时期，朝鲜境内已经积累了不少来源不明的清钱，朝鲜政府也默认了清钱在境内的流通。不难发现，中国钱币直接输入朝鲜半岛，经历了汉、唐、宋、清等几个明显的阶段性高潮。

　　在日本，中国钱币的引入也呈现出多阶段特征。虽然早在汉魏时期，中国钱币就已经流入日本，但数量并不多，直到唐代，输入日本的中国钱币才具有一定规模。到两宋时期，日本与宋朝的贸易往来愈加频繁，宋代渡来钱开始大量流入，由于宋钱制作精美，含铜量较高，遂在日本民间被大量使用。到南宋时期，中国铜钱铸造政策出现大转变，铜钱铸量急剧降低，日本从中国进口铜钱变得非常困难。这一困难局面一直持续到明初。至明初成祖时，日本铜钱已经非常缺乏，遂希望能够从大明输入铜钱。《日本国志》卷19《食货志五·货币》记载：

　　越南北部地区在宋代初年以前，一直是中国的本土，因此从汉代五铢钱到唐代开元通宝钱，在越南北部地区皆常有发现。到宋代，越南虽然成为独立的国家，但中越之间山水相连，经济交流十分频繁。与此同时，越南钱币的铸造量严重不敷使用，因此也大量地引进中国钱币。近些年来，在越南地区发现不少钱币窖藏，其中很大一部分钱币窖藏全部是中国两宋时期的钱币，可见两宋时期中国钱币在越南的流通程度之高。即使到了元明时期，越南地区也常见中国钱币占比极大地窖藏。到了清代，越南钱币窖藏中仍然掺杂有中国钱币，但其主体已经是越南的本土钱币了。从越南境内流通的钱币来看，中国钱币的输入也有汉、唐、宋、清几个数量较高的阶段。

　　就南洋诸国来说，两宋之前中国钱币的输入相对较少，两宋时期是中国钱币流入的高峰期，且这一高峰期应当持续到明代初年。在新加坡，中国北宋钱币几乎遍布所有淡马锡时期（Temasek-period，约14世纪）的遗址之中。除此之外，在泰国沿岸、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上的其他遗址中，这一时期的中国钱币也经常发现，譬如在泰国东部春武里府邦萨拉伊海岸发现的一艘沉船遗址（Rang Kwien Wreck）中就发现了200千克左右的中国钱币，钱币时代跨越4世纪到14世纪。明代，中国钱币的输入则陷入沉寂。到清代，中国钱币的输入规模又有增加。有学者研究，在清代的南洋诸国，来自中国和日本的铜钱，以及白银，共同承担了某种通行货币的职责。整体来看，从南洋诸国境内流通的钱币来看，中国钱币的流入也有较强的阶段性高潮：一个是两宋到明初，另一个是清代。

　　①在空间方面具有近早远晚的层次性。距离中国本土越近的区域，中国钱币传入的时代越早，譬如与中国中原地区距离最近的朝鲜，早在先秦时期就在部分地区使用中国式的刀币，是使用中国钱币最早的东亚国家。又如与中国陆路毗邻的越南，中国钱币流入的时代也比较早，至晚在西汉五铢钱行用的时代，当地已经在使用中国钱币。其次是相较于朝鲜、越南距离更远一些的日本，中国钱币的传入则是在汉魏时期。再次是南洋诸国和琉球，中国钱币的传入基本是在唐宋之后。不难发现，中国钱币的影响力和东亚各国对中国钱币的借鉴与使用，呈现出由近及远、由早到晚水式的层次性特点。

　　②在时间方面具有多轮次循环的周期性。通过我们对中国钱币流入东亚各国情况的分析，不难发现中国钱币并不是毫不中断地持续性流入东亚各国，这一流入是有波峰波谷的层次性状态，大体上有汉、唐、宋和清几个高峰时期。对东亚其他国家来说，中国钱币的输入是一种跨越式的植入，在很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当地的经济、文化、政治条件并未形成钱币铸造、发行、流通的基础，因此在中国影响力退出之后，当地往往重新回复到使用实物货币，甚至以物易物的旧有经济模式上去。只有等到再一次中国影响的到来，新式钱币再次输入，又重新唤起当地对钱币的需求。因此在很长的时间段内，中国钱币对周边国家的影响、钱币实物的输入，具有很强的周期性，这一周期性既由中国兴衰的周期性所决定，也是东亚各国阶段性借鉴中国的结果。

　　在中国钱币的影响之下，东亚各国从唐宋时期开始，逐渐开始铸造本土化的钱币。需要注意的是，即使在东亚国家普遍发行本土式钱币之后，中国钱币的影响仍然长时期存在，这一影响不仅是如上文所论述的钱币实物的直接流入，更重要的是中国钱币在钱币样式、形制、文字等方面的影响，且这一影响仍是呈现出明显的阶段化多轮次特征。即东亚国家在中国钱币的影响之下，发展出自己的钱币体系，铸造本土钱币，其钱币样式、形制、文字等特点均是对中国钱币的模仿，在模仿中还会产生本土化特点。但随着对中国钱币新一轮借鉴的到来，其原有的本土化特色很容易被改变甚至被替代，转而在钱币形制、样式、文字等方面，融入大量新一轮的新因素。

　　日本在唐代钱币的深刻影响之下，实现了本土钱币从无到有的跨越。其所铸造的“富本”钱，以及皇朝十二钱中的“和同开珎”“万年通宝”“神功开宝”“隆平永宝”“富寿神宝”等钱，皆是模仿唐代“开元通宝”而来，其内外郭较为宽阔，文字深峻，皆是篆隶书体。到了两宋时期，随着宋代渡来钱的流行，北宋钱币对日本本土钱币再次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转而模仿铸造“祥符通宝”“熙宁通宝”“元丰通宝”等宋式钱币。至此时，模仿唐制的“富本”钱、皇朝十二钱的唐式风格完全消失，日本钱币从唐制转变为宋制。到明代初年，明朝所颁赐的“永乐通宝”钱在日本取得很高的地位，日本新铸的“庆长通宝”（图6）“天正通宝”“文棣通宝”等钱在钱币的周郭形制、钱文风格上，皆取法于“永乐通宝”。这一时期还产生了日本本土铸造的带有幕文的“洪武通宝”等钱，明显受到明代钱币制度的深刻影响。从日本自铸本土钱币以来的钱币发展脉络，能够明显看出从唐制到宋制，再到明制的多轮次发展历程。

　　越南自丁朝自铸第一种本土钱币“太平兴宝”以来，钱币风格同样受到中国钱币的多阶段影响。其最早铸行的“太平兴宝”、“天福镇宝”背“黎”（图7）等钱币，皆是篆隶书体，是借鉴自开元通宝一系的唐式钱币文字。随着宋代钱币的大量流入，越南新铸钱币逐渐体现出宋式的钱币风格：譬如越南陈朝太宗在位期间（1225-1258）所铸造的“建中通宝”“陈元通宝”“政平通宝”等钱明显是模仿北宋的“祥符元宝”而来；陈圣宗在位期间（1258-1278）所铸的“皇陈通宝”篆书钱明显是模仿北宋的“宣和通宝”“政和通宝”篆书钱而来；陈明宗在位期间（1314-1329）所铸的“开泰元宝”，明显是模仿南宋时期折二铜钱的风格而来；陈裕宗大治年间（1358-1369）铸造的“大治通宝”有行书和瘦金体的版别，完全是模仿自北宋“元丰通宝”等行书钱和“大观通宝”等瘦金体钱。在这一时期，越南还仿铸了大量的北宋年号钱，虽在工艺水准和标准程度上皆不及北宋钱，但其钱币形制、文字、风格上与北宋钱如出一辙。至后黎朝大宝年间（1440-1442），受中国钱币风格变化的影响，所铸钱币体现出明显的明代早期“大中通宝”“洪武通宝”“永乐通宝”等钱的特点，这一风格从“大宝通宝”开始，一直持续到后黎朝的“洪顺通宝”“光绍通宝”，以及莫朝初期的“大正通宝”“广和通宝”等钱，且在长期铸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独特风貌。到后黎朝后期，以及阮朝时期，越南钱币中又体现出清式钱币的因素，主要体现在钱币的横式幕文之中。譬如在黎显宗时期（1740-1786）铸造的“景兴通宝”中出现了“山西”的横式幕文，在阮世祖时期（1802-1819）铸造的“嘉隆通宝”中出现了“六分”“七分”“太平”等横式幕文。幕文制度在阮翼宗“嗣德通宝”之后逐渐发展成定例，“嗣德通宝”“咸宜通宝”“成泰通宝”“维新通宝”“保大通宝”等钱中带有横式幕文的钱币皆占据较大的比例。总的来看，自越南铸造本土钱币之后，中国钱币对越南钱币的影响也是多阶段式的，越南钱币从唐制到宋制，再到明制，最后是受到清制的影响。

　　朝鲜半岛本土钱币的风格，也是中国钱币多轮次影响的结果。朝鲜在高句丽时期，就模仿唐钱铸造了“乾元重宝”背“东国”钱，“乾元重宝”四字是对唐钱的完全仿制，而“东国”二字也模仿“乾元重宝”的篆隶书体。铸造时间相对晚一些的其他朝鲜本土钱币，则体现出更强烈的宋钱风格：“东国通宝”“东国重宝”中仍有篆隶书体的钱文，仍然是模仿“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宋初“宋元通宝”一系的钱文，但其钱币的周郭形制则已然是宋钱的样式；“东国通宝”“海东通宝”篆文钱，无论是文字风格还是周郭形制明显是脱胎于北宋的篆文钱；“海东通宝”“海东重宝”“三韩通宝”“三韩重宝”楷书钱，则是模仿北宋楷书钱的风格；尤其是“海东重宝”楷书钱，明显是模仿“庆历重宝”的周郭形制、钱文布局和文字书法。几种钱币以篆书、隶书、楷书等多种书体铸造对子钱的做法也是宋代钱币的习惯。到朝鲜李朝时期铸造“朝鲜通宝”，其钱币文字风格则是从“洪武通宝”钱脱胎而来，其钱体狭阔又兼具“永乐通宝”钱的风格，实际上是明初钱币的风格与制度。李朝世宗五年（1423），朝鲜开始铸造“常平通宝”，开启了“常平通宝”的钱币体系，在钱币形制上借鉴了明代中期形成的宽缘大样的明钱形制，在钱文内容上，尤其是幕文上也深受明代中后期钱币的影响。明代中后期，自万历朝铸钱开始，部分机构、地区所铸之钱往往在钱幕增加机构或地区的省称，类似于唐代会昌开元通宝的制度。这一习惯至天启、崇祯时期达到高潮，崇祯钱不仅会出现纪地、纪机构的钱文，还会出现折值等钱文。这些做法都被朝鲜的“常平通宝”所借鉴，并且有所发扬。譬如，“崇祯通宝”有背穿上下“户二”“工二”的，表示户部、工部铸造，面额为折二。“常平通宝”也有背穿上下“户二”的，表示户部所铸，面额为折二，有背穿上下“黄二”的，表示黄海监营所铸，面额为折二，等等。常平通宝中的这些惯例，无疑都是继承自明代钱币。不难发现，朝鲜本土钱币明显是受到中国钱币唐、宋、明几个阶段多轮的影响。

　　中国钱币对南洋诸国的影响同样存在阶段性。在15世纪前后，爪哇、苏门答腊岛、马六甲等地，大量流行中国式钱币，因为面临明代的海禁以及钱币出口数量锐减等问题，转而由当地铸造铅锡钱币。此时当地钱币市场中主要流行的是中国两宋时期的钱币，因此其所仿造的钱币也往往是以两宋钱币为模本。这一情况持续了很长一个时间段。到清代中期之后，中国对南洋地区的影响力再度提升，沿海福建、广东等地不少人都前往南洋定居，清代钱币也被大量出口。这一时期，南洋地区的不少华人聚居区又开始发行适用于本地的小面额货币，在泰国帕克帕南（Pak Phanang）、宋卡（Songkhla）、博他仑（phattalung）、六崑（Ligor）、马来半岛中南部的柔佛（Johor）、彭亨（Pahang）、登嘉楼（Terenghanu）、霹雳（Perak）、吉兰丹（Kelantan）都诞生了不少仿制中国式圆形方孔钱的地方锡币。其中有不少都是仿照清代钱币的样式，还有不少虽然不是直接仿造清代的钱币，但仍然受到了清代钱币风格的深刻影响，譬如钱币文字的书法变成了通行的楷体，钱币文字内容出现了吉祥语，还有的受到清代民俗钱币的影响，钱穿变成了四角向钱郭外凸的样式。纵观南洋地区，尤其是泰国南部、马来半岛，以及苏门答腊岛、爪哇岛等马六甲航海沿线的地区与国家，钱币同样是受到中国式钱币的不断浸润与影响，且存在宋钱影响和清钱影响两个阶段。

　　通过上文对朝鲜、越南、日本等国本土钱币发展历程的梳理，不难发现，中国钱币对东亚各国本土钱币在风格方面的影响，存在着明显的层次性和阶段性。一方面，中国钱币对东亚各国钱币影响的阶段性，具有较强的同步性：譬如唐代开元通宝钱币体系对东亚国家钱币的影响是比较深远的，无论是日本、朝鲜，还是越南，其最早的本土钱币都有“开元通宝”体系的影子；又譬如北宋钱币大量行销东亚市场，也对东亚各国本土钱币有着广泛而深入的影响。往往是国力强盛、经济发达的时代，其钱币大量外流，对周边国家钱币形成影响的同步性较强。另一方面，中国钱币对东亚各国本土钱币影响又具有不同步性：譬如越南的某些本土钱币，受到南宋钱币的影响，展现出与南宋钱币相似的风格，而南宋钱币很少影响到朝鲜、日本等国；又譬如，明代初年的中国钱币，尤其是“永乐通宝”钱，对日本钱币、琉球钱币的塑造非常大，而对其他国家钱币的塑造却十分有限；还有，明代中后期广泛存在于天启、崇祯等钱中的复杂幕文，深刻影响到朝鲜的“常平通宝”（图8），而这些钱币特征却没有在朝鲜以外的国家发挥深刻作用；另外，清代钱币中的横式幕文影响到越南阮朝钱币，却未能深刻影响到同时期其他国家的钱币。以上这些都是中国钱币对东亚各国钱币产生层次性影响的不同步之处。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有很多，国力强弱、国家关系、文化观念、审美标准都在其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中国钱币对东亚国家钱币样式与形制的影响存在阶段性、轮次性的同时，又具有延后性。譬如，朝鲜10世纪乃至11世纪初制造的本土钱币“东国通宝”篆隶书钱、越南10世纪末铸造的“太平兴宝”，仍然保持的是唐钱的制式。又譬如，日本模仿中国宋代钱币铸造所谓的“鐚钱”的历史，能够延续到16世纪末的江户时代初期。还譬如，越南所铸造的“建中通宝”“陈元通宝”“政平通宝”“皇陈通宝”，其铸造年代已经是13世纪中期，但明显都是模仿北宋“祥符元宝”“宣和通宝”“政和通宝”等钱的风格。另外，越南所铸“大冶通宝”行书和瘦金体钱已经是14世纪中期，中国已经进入了明代，而其模仿的是北宋的“元丰通宝”等行书钱和“大观通宝”等瘦金体钱。以上的例子，足以说明中国钱币对东亚国家钱币的影响具有相当程度的延后性。这种延后性是中国钱币对东亚各国钱币多阶段塑造过程中上一阶段因素的延续，体现了中国钱币对周边影响的持续性，也体现了新生因素从中心扩展到周边的时间差。

　　上文已提到，在接受中国钱币的影响和对中国钱币的借鉴过程中，东亚国家经历了从没有钱币到习惯使用钱币，从仅仅依靠进口钱币到自行铸造钱币，从少量铸造本土钱币到主要自行铸造钱币几个阶段的发展。在不断地发展中，中国钱币对东亚各国钱币的影响不断深入，产生影响的形式也从直接输入钱币，到影响各国本土钱币的样式、风格、文字等方面转变。但随着中国与东亚各国技术代差的减小，中国钱币对东亚各国的影响力实际在不断减弱。最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还出现了东亚其他国家钱币对中国形成反向影响的情况。与中国钱币影响东亚其他国家一样，东亚其他国家钱币对中国的反向影响也主要体现在两个层面：其一是东亚其他国家钱币直接流入中国市场，在中国境内充当通货使用；其二是东亚其他国家在钱币形制、样式、文字等方面对中国钱币产生反向影响。

　　中国自南宋以后，随着纸币、白银等代替性通货的流通，也伴随着铜资源的日益枯竭，传统铸币，尤其是铜钱的铸造数量日益减少，元、明两代一直延续了这一趋势。到清代，虽然全国各直省基本建立了铸钱局，也大量铸造钱币，但仍然很难满足全国范围的使用。尤其是在清代末年，各省铸钱局常常处于停铸状态。在此情况之下，越南、日本的钱币开始大量流入中国境内。清代，中国东南沿海同越南等地商贸联系非常紧密，越南钱币大量流入，《清史·食货志》记载：“至道光年间，闽、广杂行‘光中’‘景中’‘景兴’‘嘉隆’诸夷钱。”道光九年（1829）两广总督上奏朝廷，提到当时广东所行六七成皆安南光中、景盛钱，潮州地区尤盛。越南钱不仅影响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地区，还经由陆路流入广西、云南等地，并通过江西等地继续流入到长江中上游地区和华北地区，从而遍布全国。除越南钱币外，日本钱币也大量流入中国市场。清朝时期，中国铸造钱币的数量巨大，一方面依赖西南地区的滇铜，另一方面就是从国外进口铜料，主要是进口日本铜料。日本从由中国进口铜钱，转变为向中国输送铜料，从钱币的纯进口国变成了铸币原料的出口国。另一方面，日本发行量极大地“宽永通宝”等钱也经由东南沿海大量流入国内。乾隆年间，因福建制钱缺乏，日本宽永钱被民间作为制钱使用。乾隆十七年（1752）八月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浙江巡抚雅尔哈善联名上奏说：

　　除了作为通货的钱币实物直接流入到中国之外，东亚国家，主要是日本的钱币，在特定的时间段和历史情况下还对中国钱币形制、风格的发展有一定的反向影响。这一影响主要是日本侵华期间，伪满洲国及各伪政府的钱币制造都受到日本的左右。伪满洲国政府建立之后，其钱币早期是由日本代为制作，后期在长春设置造币厂自行铸造，但因为造币机器较为老旧，于是又从日本进口机器，调拨工匠，伪满洲国的钱币无论是硬币还是纸币，都融入了大量的日式风格。在河北的冀东伪政府，其硬币也由大阪造币厂设计和制造，纸币也由日本代制，同样存在大量的日式元素。当然，东亚其他国家钱币对中国钱币在钱币设计、形式、风格等方面的影响是特殊时代的产物，并未影响中国钱币的主流。

　　就中国与东亚国家钱币互动的历史规律，上文中已经得出了基本结论：就钱币的创造和使用来说，中国是东亚国家的中心；东亚各国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借鉴中国的做法，开始使用钱币，并且逐步地自行铸造本土钱币；这一过程具有多重特性，一方面是空间上由近及远的层次性，另一方面是时间上多轮次、多阶段的特点；除此之外，随着时间和轮次的推移，中国钱币与东亚各国钱币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各国钱币的本土化特色不断增强，在特殊的历史阶段还对中国钱币产生影响。

　　如果将研究视角进一步扩大，在东亚区域内，这种中心与周边之间的多轮次互动的特点，不仅仅体现在钱币方面，而几乎贯穿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钱币仅仅是这一大互动之下的一个层面，仅仅是大潮之中的一项示踪剂。不可否认，这一特点是世界几大文明圈的共性，但在东亚地区的中华文明圈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心-周边”关系架构之间的差异。在西亚和环地中海世界，文明始终处于多中心的状态，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苏美尔、阿卡德等文明，小亚细亚上的赫梯文明，以及时代稍晚的亚述、希伯来、希腊、罗马等文明，都曾经是这一区域的文明中心。在同一时代，区域内始终处于多文明中心共存的状态，在同一文明区域之内、在不同能量层级的文明之间，同样存在“中央－边缘”的互动关系。因为多中心格局的存在，这一互动关系，以及不同文明间的角色往往是变动的。但在东亚，虽然在文明早期也是“满天星斗”的状态，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得益于广袤平原、大江大河以及合适气候所带来的便利生产生活条件，黄河流域成为这一区域绝对的中心，不仅在中国境内难有抗衡者，在整个东亚大陆及其附属岛屿也未有匹敌。在此情况下，文明圈中逐步形成单一中心的格局，造就了“中心-周边”格外明显的层次关系与等级性。在这一系统之下，“中心－边缘”的互动展现出高度的规律性：文明中心有其强弱变化的周期规律；在强盛期，文明中心不断产生新的因素，中心产生的新因素不断影响周边地区，周边地区也不断对中心产生的新因素进行模仿与借鉴；在中间期，随着中心影响力的减弱，周边地区对中心的借鉴获得在地化的发展；在新一轮的强盛期，文明中心的新因素再次影响周边地区，周边地区则重新借鉴与模仿中心的新因素，与此同时，周边地区已经在地化发展的上一轮因素则被削弱或替代；而这一“中心-边缘”的互动则会随着中心的强弱变化而呈现出多轮次循环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