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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所聚焦的，正是这样一种“嵌入”在合同真实履行过程中的欺诈行为。其特殊性在于：第一，双方存在真实、有效的货运合同基础；第二，承运方（嫌疑人）实际履行了合同最核心的义务——将货物从起点运输至约定（经变更确认后）的终点；第三，欺诈行为仅发生在合同的次要条款或履行细节上，即通过操纵“送货地址”这一变量来谋取不当的运费差价。这一行为无疑对托运方（被害人）造成了经济损失，但该损失的性质是应由民法上的违约或侵权责任来调整，还是应上升到刑法所规制的合同诈骗罪层面，是本案辩护的关键所在，也是司法界必须审慎对待的问题。

　　错误地将民事纠纷刑事化，不仅会给市场主体带来不可承受之重，打击商业活动的积极性与灵活性，更有违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刑法作为社会治理的最后一道防线，其介入应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因此，厘清本案中嫌疑人行为的法律性质，精准划分刑事诈骗与民事欺诈的界限，不仅关乎个案的公正处理，更对维护法治化的营商环境、保障市场经济的健康运行具有深远意义。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参考》第1512号指导案例（黄某正等合同诈骗案）的出现，恰恰为解决此类“部分欺诈”或“履行过程中的欺诈”问题提供了权威的裁判思路和价值导向。本报告将以此为支点，展开全面、深入的法理论证。

　　在司法实践中，民事欺诈与刑事诈骗常常表现出相似的外观，二者都包含了“欺骗”的成分。但其内在目的和对合同本身的态度截然不同。民事欺诈的行为人，其主观意图通常是为了促成交易、获得更有利的交易条件或在履行中获取额外利益，但其通常仍有履行合同全部或主要义务的意愿和行为。合同本身是其追求经济利益的载体。而合同诈骗罪的行为人，其从始至终或在某个节点之后，是将合同作为骗取他人财物的工具和幌子，对履行合同没有诚意，或者根本不打算履行合同的核心义务。

　　然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些推定规则并非僵化的、绝对的标准，必须结合全案事实进行综合判断。特别是关于“资金未用于合同约定业务”这一条，绝不能作机械理解。如果行为人将获取的资金用于公司其他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支付员工工资、偿还其他经营性债务等，这与将资金用于个人挥霍或非法活动存在本质区别。前者表明行为人仍在维持企业的正常运转，主观上仍有通过经营来承担民事责任的意图和可能性；而后者则直接暴露了其根本无意归还、意图永久占有他人财物的恶意。

　　这是本案与典型的合同诈骗案最本质的区别。嫌疑人方的公司接受委托后，确实投入了车辆、司机等运输资源，将被害人方的货物从起运地安全运输到了目的地。被害人方委托运输的核心合同目的——“使货物发生位移”，已经圆满实现。这一点与黄某正案中“工程已基本建成”的性质完全相同。嫌疑人并非“收钱不办事”，而是“办了事，但多收了钱”。这种“多收钱”的行为，固然具有欺骗性，但其性质更接近于民法上的不当得利或价格欺诈，而非刑法上的非法占有。因此，核心合同义务是否已真实、完全履行体现了行为人的主观意图。

　　本案中的欺诈行为，精准地“附着”在运费计算这一环节。嫌疑人操纵的变量是“收货地址”，其直接影响的是运费的“单价”或“总价”。这与黄某正案中操纵“工程量”以影响“工程总价”的手法如出一辙。被害人遭受的损失，是“本应支付的低运费”与“实际支付的高运费”之间的差额部分，而非全部运费。其支付的大部分运费，依然是为其获得的真实运输服务所支付的对价。因此，该欺诈行为并未使整个货运合同的目的落空，不具备黄某正案所强调的“根本性影响”。

　　案情显示，原始货运合同对“送货地点”的约定是“笼统宽泛”的。这说明双方在签订合同时，就预留了在履行中具体明确地址的空间。后续“嫌疑人方工作人员提报，被害人方工作人员确认”这一流程，本身是一种合同内容的补充或变更确认机制。虽然嫌疑人方提报的信息是虚假的，但被害人方工作人员的“确认”行为，在民法上至少构成了表见代理或存在审核不严的过失。这使得整个纠纷的性质，从纯粹的单方诈骗，演变为掺杂了双方履约程序瑕疵的复杂民事争议。嫌疑人正是利用了合同的模糊地带和对方的审核漏洞来实施欺诈，这使其行为更贴近于“钻空子”的民事欺诈，而非虚构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交易的刑事诈骗。

　　这是对诈骗罪因果关系链条的精细化分析。在典型的诈骗案中，被害人处分财物是“因为被骗”，即如果知道真相，就根本不会交付财物。但在本案中，被害人交付运费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货物已被运达”，这是基础性、决定性的原因。其“被骗”的部分，只是影响了其“交付财物的数额”。换言之，即使没有欺诈，被害人也需要支付一笔运费（低运费区域的费用）。他交付的全部款项中，包含了“应付对价”和“被骗差价”两部分。这种复杂的因果关系，也使得本案与“无中生有”式诈骗的法律构造有所区别，削弱了其刑事当罚性。

　　李靖宇，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主攻刑事证据法学。目前，一方面主要致力于为网络游戏相关产业提供刑事辩护以及合规服务，例如跨境赌博犯罪、网络数据安全犯罪等。另一方面主要从事“涉性犯罪”的辩护与研究，仅2023年上半年已经成功为5例涉嫌罪案的蒙冤者争取到了撤案或者不起诉的良好结果，近期也收获了检察院法定不起诉和法院判决无罪的理想裁判结果。值得一提的是，近几年通过办理大量虚拟币（USDT/比特币等）相关犯罪案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研究成果。

　　张凯，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律师，西北政法大学刑法学研究生，中国刑法学研究会会员。曾在中央企业工作，从事法务、风控等工作，具有丰富的企业法律事务处理与风险防控经验。加入京都所后，主攻刑事案件，重点从事经济犯罪、涉企犯罪、金融犯罪、职务犯罪等领域刑事案件辩护，办理过经济类、金融类、行受贿类、涉黑、毒品等多类型刑事案件且多为疑难复杂案件；代理案件涉及一审、二审、刑事财产执行异议、申诉、再审、最高院死刑复核等各刑事阶段。